2015年12月20日，《中华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简称“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正式生效。这是两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面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短短的一年来，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2016年初第二轮降税启动，双边服务贸易和农产品贸易获得了强劲的增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广泛。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方面，2016年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先后收购澳太平洋水电公司和新州塔拉贾风电公司。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开设分行，中信银行在悉尼开设代表处。两国签署进一步开放民航市场协议，厦航、国航、东航、南航、首都航空分别开通了厦门、成都、昆明、深圳、青岛、沈阳、广州直飞澳洲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等城市新航线。海南航空和南山集团成功参股澳洲维珍航空公司。双边基建合作实现了突破，中交建旗下约翰.霍兰德公司中标澳首都堪培拉轻轨项目，中车与澳企联合中标墨尔本地铁列车制造合同，中投参与的国际财团获得墨尔本港50年租赁权。2016年绿叶医疗集团和华润集团分别获批参股“澳洲医疗保健公司”和“杰尼西斯”肿瘤医疗公司。在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投资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企业入澳投资的历史线索：三阶段、两热潮
第一阶段：早期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澳大利亚投资的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1）中国银行：早在1942年就开始在澳大利亚运营，1985年恢复营业。（2）中远集团：1980年10月1日与澳大利亚伯恩斯菲力普公司在悉尼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五星航运代理有限公司。1994年1月五星航运成为中远集团的独资企业。（3）中信集团：1986年成立了中信澳大利亚公司并投资波特兰铝厂。（4）中钢集团：与力拓于1987年签署了恰那项目协议，这是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进行的首个大型投资，也是中国首个海外铁矿项目。（5）中国中纺：1987年在新南威尔士莫利开启了棉花行业投资项目。
第二阶段：“矿业潮”时期国企主导的资本密集型投资
澳大利亚素有“矿车上的国家”之称，对矿业的依赖程度很高。随着新世纪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澳大利亚也开启了被称为百年一遇的“矿业繁荣”时代。从2005年到2013年巅峰时期，新增了12.2万个矿山工作岗位，2011至2012年巅峰时期矿业投资占澳洲经济增长的2/3，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
中国的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内找矿和矿山建设方面有进展但无重大突破。因此自2006年起，中铝、中色矿业、五矿、金川集团、江西铜业、紫金矿业等一批企业“走出去”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秘鲁、赞比亚、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和地区投资办矿。2007年后澳大利亚成为了中国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中资对澳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能源电力，约73%投资于矿业，18%在天然气行业，投资地域分布主要在西澳32%，昆士兰31%。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年度对澳直接投资额从2005年的约5.87亿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34.58亿美元，年均增长54.3%。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投资，2005-2012年为481亿美元，2013年91.9亿美元，2014年83.5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累计对各类投资额共749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累计约200亿美元。
另一口径来自毕马威和悉尼大学的数据库。在2007-2013年期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累计投资额达到589亿美元，共达成了182宗交易。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总额为83.5亿美元，较2013年的92亿美元有所下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以美元计下降了9.1%，而在2014年，中国的全球整体对外投资则增加了1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矿业和能源业的投资呈下降趋势，2014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业和能源业的投资共计达到16.6亿澳元，仅占中国对澳总投资额的18%。年内进行了4宗金额超过5亿澳元的超大型交易，涉及交易金额达到39亿澳元，发生在建筑业（约翰.荷兰）休闲业（霍伊兹影院），港口基础设施（纽卡斯尔）和矿业（阿奎纳能源公司）。因中国“十二五”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以及中国内需的下降，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潮”也显现回落态势。
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近十年的“矿业繁荣”以及两国贸易的显著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除矿业以外的几乎所有行业都降入困境。由于矿业和能源投资的资本密集型特点，2012年超过半数的中资投资项目都高于2亿美元。如果剔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型直接投资和对于澳大利亚煤炭和铁矿石的进口，那么矿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是难以拉动澳大利亚整体经济增长的。
中资在澳大利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五项投资都集中在矿业与能源领域：
（1）中海石油液化天然气，2003年，这是首个中澳液化天然气合资项目，总金额达250亿澳元，澳方需在25年期间向中国提供液化天然气。
（2）兖州煤业，自2004年，60亿美元。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独立煤矿企业。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兖州煤业将中国的深矿井开采技术引入了澳大利亚。
（3）中信泰富在西澳的中澳铁矿项目，始于2006年，99亿美元。中信泰富是中信集团控股的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澳铁矿投资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铁矿项目。
（4）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始于2009年，28亿美元。是五矿集团在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
（5）国家电网输电项目，自2011年起，全球最大电力设施企业，目前是南澳和维多利亚州电力传输产业的最大型外国投资企业。2012年，国家电网收购了南澳电网公司的控股权。2013年国家电网从新加坡电力收购了上市公司新加坡能源澳网公司的19.9%的权益以及私人企业杰米娜公司的60%权益。
第三阶段：2015年后的多元化投资
随着全球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达到了118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2016年数据），较2014年增长14.7%，2015年也成为继2008年之后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峰年。根据毕马威和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数据，201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新增直接投资达到111亿美元（约151亿澳元），以美元计增长了33%，以澳元计增长了60%。澳元的相对贬值，吸引了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年度交易数量创下新高（公布的交易达到65宗）。中国企业对澳洲的投资显著地从矿业转向其他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并第一次投资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偏好的转变，说明中国企业开始应对国内中产阶级对于高品质食品、健康产品生活方式和服务的需求。
新一轮投资热潮中，中资对澳投资的多元化表现在：
（1）商业以及开发类地产投资持续强劲（“商业地产行业”包括住宅发展项目，但不包括出售个人住宅、公寓给中国投资者。）。2014年（43.7亿澳元）开始占据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主要份额，2015年达到68.5亿澳元，占投资总额的45%。并且投资者更注重发展长期项目。新南威尔士州吸引了中国企业对澳房地产投资的94%，年内的一大交易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24.5亿澳币收购Investa写字楼物业组合。包括绿地、万达、碧桂园、保利、复星、首创、大华、中国海外集团、中锐等在内的众多知名品牌开发商近年相继涌入澳大利亚市场。
（2）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据20%份额。年内最大的交易来自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30亿澳币收购Pacific Hydro。受到政策趋稳的有利影响，风能源的前景看好。
（3）中资首次在医疗保健领域进行了重大投资，完成了四项重大交易，总交易金额达到25.5亿澳币，占全部投资的17%。
（4）传统的能源和矿业投资依然重要，但份额趋于下降。在全部中资对澳投资中，矿业投资从去年的11%下降至9%(12.9亿澳元)，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类投资占据3%的份额。中国企业对有色金属(包括黄金、锂和铜矿)的兴趣日益增加，中资未来在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炭产业上的投资将会高于预期。
（5）对基础设施的投资。2015年主要交易是达尔文港与岚桥集团的价值5.06亿澳元，为期99年的租赁合同。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继续看好，回报也相对稳健，并可以提供基于中澳双边合作的长期投资机会。
（6）对农牧业及农产品的投资开始兴起。2015年该领域投资12宗，涉及乳品、牛肉、棉花等类目，总金额达3.75亿澳元，占全部中国投资的3%，创下新高。另有2-3个大型项目正在商谈过程中。年内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商购买农用土地的限制，以及中国投资者购买S Kidman & Co的申请被驳回，反映出领域在外商投资议题下的敏感性和争议性。
（7）从投资交易规模看，2015年共有7宗金额超过5亿澳元的大型项目，其中4宗交易的金额超过了10亿澳币。两个巨大型项目占据了2015年投资总金额的一半规模。这些大规模交易涉及了可再生能源（Pacific Hydro）、商业地产（Investa写字楼组合）、医疗健康（Swisse和Healthe Care）、和采矿业（PanAust Ltd）。
（8）从地域看，2015年新南威尔士仍然为中国投资者首选投资目的地,吸引了2015年近50%的中国投资。维州为34%，提高了7个百分点。北领地获得投资5.65亿澳元，首次超过南澳。西澳和塔州在中国投资总额中各占4%的份额。
（9）从所有权看，国有企业的投资有所回升，其中两宗交易占据了投资总价值的49%（74亿澳币）。民营企业对澳投资日趋活跃，主导了2015年的51项投资（约占80% ），国有企业主导的交易有13项。
前已述及，2015年中澳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为两国未来的贸易和投资确立了更加开放便利和规范的制度安排。结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预期未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和中资企业在澳的发展，还有将更大的空间和更加广阔的机会。
